64日凌晨030分,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聽見一名女學生在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,因而昏厥被救護車帶離廣場。

凌晨130分,有軍隊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,隨後廣場的四周也逐一的被軍隊所包圍。

凌晨2時後,軍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群眾施加壓力,學生透過廣播不斷呼籲軍隊要放棄使用武力:「我們正在做的是和平請願,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,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,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,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……

此時,有群眾搬來了從四處從裝甲運兵車上拆下的機槍,有工人挺身想將之架設,以作防守之用。看著對槍械不甚了解的工人們雞手鴨腳的模樣,靳鉄生主動的上前幫忙,並詳細的跟他們講解了使用的方法。但後來在2008起因起草《零八憲章》,而被長期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衝了過來,將機槍用腳砸壞,並對著廣場上的民眾大聲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。說罷劉曉波向靳鉄生投以責怪的目光。

看著劉曉波那嚴肅的神情,靳鉄生無奈的舉起了雙手,向他做了個「都隨你意思去做」的手勢,然後就退到一旁。看著堅持不撒的學生與民眾,看著他們一起同唱起了《國際歌》,靳鉄生想起了一個他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:究竟在一場運動/抗爭中,底線應該是什麼呢?他理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,也明白以暴制暴不是解決問題得方法。但面對一個視人命如草芥、屠殺自己百姓毫不眨眼的政權,是否真的連反抗也不能呢?是否真的就只能坐以待斃?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,大家要奉上的代價可是大家的性命啊!難道面對這樣的情況,也不能群起的去反抗嗎?

為什麼同是發生在1989年,但東歐一眾共和國、甚至是1990年的蒙古民眾運動,就可以成功將政權推翻,或是爭取到明確的成果,但是發生在這一個古老的國度、這一場承先啟後的革命,卻只能鍛羽而回呢?究竟是民族性的使然,還是有別的原因的呢?站在1989年廣場上的靳鉄生,無法子不想起2014年在香港發生的雨傘革命。兩件事件雖然發生在兩個折然不同的年代、結局也不能類比,但合併起來仔細的想,靳鉄生開始懷疑,究竟是不是這個民族天生的奴性太重、還是太懦弱,以致整個中華民族的黃種人長年無法成功起義?

凌晨440分時,軍隊清場,有學生堅守、有學生撒走,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又一個的倒下,靳鉄生無法再待下去。他轉過了身,離開了廣場。然後,整個早上,他就在廣場四周的街道上不停的來來往往,協助民眾運送傷者亡者。

64日的下午,靳鉄生受他朋友的老母親所託,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去尋找他那自63日晚上就杳無音訊了的友人。最後他在一間醫院擺放無人認領屍體的臨時停屍間中,找到了他的朋友。

他的朋友的左眼不見了,眼球所在的位置變成了一個血洞。從傷痕的情況去估計,子彈大概是從後腦射入,穿過腦袋,再從左眼處射出。如果不是因為火力太強,就一定是在非常近的距離被射殺。靳鉄生真的很憤怒,他憤怒為什麼一個政府會下達這樣的命令,去讓自己國家的軍人去射殺自己的人民呢?

靳鉄生沒法面對這事實的殘酷,當他知道那真相的一刻,他就暗下了決心,將來一定要為拉倒這個滿手血腥的國家出一分力。

廿幾年後,有一群人在南方遙遠的香港,爭論究竟要不要聲討這個殺人的政權、要不要平反這一次廣場運動。

靳鉄生完全不能理解,那些每一年都在同一個公園上,點起燭光、大叫平反、跟「建設民主中國」這等口號的人,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如果他們當日跟他一樣曾經在那一夜,身處過同一個城市、同一個廣場、親歷過同一個情景的話,你根本就不會在乎這個國家究竟會不會為這件事件平反、究竟會不會有天變得民主。

如果真的要在乎這個國家會不會有所改變,靳鉄生從來都認為只有一個方法,就是要管冶這個國家的政權立即倒台。而不是像活在遙遠的香港上的香港人所冀盼的一樣,冀盼這個國家終有一天會改變。

因此,當2014年,靳鉄生聽到有人開始大聲疾呼「不要平反六四,我要中共倒台」的時候,他很開心終於有人能從昏睡中醒覺過來。雖然,睡著或是仍在裝睡的人仍然很多。但他相信,只要能喚醒那個年代的年青人,那個年代就仍有希望。

離開醫院,靳鉄生回到他朋友的家中,他編了個「找不到」、「大概仍在失蹤」、「有消息說他在逃亡」的籍口,去騙他朋友的老母親。能騙老母親多久,靳鉄生無法得知,但至少他看得到老母親眼中閃過的那一絲希望,他就知道他這遍謊話並不是毫無價值。

那個晚上,老母親怕街上仍動蕩,所以強留了靳鉄生在她家中過夜。

那是個安靜得叫人恐懼的夜晚,因為沒有人想過,這個巨大的城市,在這個晚上竟然會變得這樣的鴉雀無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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